| 2011年5月8-9日傅军教授应邀在意大利米兰参加了由经合组织(OECD)和雅思本学会(Aspen Institute)联合举办的“世界经济对话”国际会议(World Economy Dialogue)，并与来自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企业和学界的参会者就贸易不平衡、再工业化、通货膨胀、汇率、就业、教育等议题政治经济分析及其相关的国际和国内政策含义进行了发言和讨论。 在涉及就业、教育和再工业化问题时，傅军教授借用了高斯数理分布表述了第一、二、三产业就业分布的特点、各国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反映的三个分布重叠部分和移动情况，以及由此展示了各国教育、就业现状和前景所面临挑战的不同特点。在谈及通胀和汇率时，傅军教授认为，通胀主要是个货币现象，CPI只是个技术衡量，有时会掩盖真相，具有误导性。中国目前面临的通胀压力也不例外，源头主要是国内和国际流动性过多。国际上有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国内体现在2008年后宽泛定义的货币急剧增加。现在通胀的压力是当时政策滞后效应的体现，其间国际资源和能源价格和汇率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近期的风险是滞涨。傅军教授还特别指出，但是从更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前景将面临通缩的压力，企业利润空间会收敛，原因是中国经济的供方增长大于需方增长，证据是中国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过去长期呈下降趋势。就供方增长而言，只要中国继续开放，缩短与发展经济体的技术距离，包括制度技术，供方增长的前景较明朗；相比，如何促进需方增长将是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深层将涉及政治和经济的制度性发展。市场、法治、民主是方向，相关的，中国生产要素（资本、劳力、土地）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市场化。无疑这将是一个艰难的反垄断的过程，必须有更完善的法治作保障。但是如果成功，即便假设技术边疆不变，配置效率将进一步释放。目前，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大约生产了全世界GDP的1/10；如果正态发挥，中国应该生产全世界GDP的1/5。在问及中国是否具有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时，傅军教授的回答是，中国经济增长遵循经济学的逻辑，是一个巨大的常量（人口）乘以一个巨大的技术进步变量（与发展国家缩短距离），包括制度技术，从近代历史数据看，是一个回归正态的过程，并不形成新的一般性的模式，虽然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道路是独特的。在回归正态的过程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以理解为低起点的函数。今天中国经济总量排世界第二，但经济效率依然低下，体现为人均GDP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但是反过来看，其增长的空间依然巨大。 会议形式高度互动，发言嘉宾就相关议题的发言时间（speech）控制在8分钟；每人每次讨论时间(intervention)控制在5分钟。发言嘉宾包括OECD总干事以及OECD成员国经济、劳工、教育等政府部门的部长或副部长。反映了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傅军教授是第一次作为非OECD成员国的学界代表应邀参加此次国际会议。 5月10-11日，傅军教授还应邀前往马德里参加了西班牙雅思本学会发起的“国际对话系列”的启动活动，并作为该系列的第一位演讲嘉宾发表演讲。演讲后他花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回答了西班牙政府、企业和学界代表提出的就中国发展与世界经济相关的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问题。傅军教授的演讲主题为“改革和开放的逻辑：同一个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含义”(The Logic of Reforms and Opening Up: One Economics, Different Recipes)。演讲的核心内容将作为即将出版新书(China, India and the End of Developmental Models)的一个章节由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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